4月26日，《“新型政商關系”研究報告—— 給企業家的七點建議》(以下稱《報告》)在北京大學朗潤園正式發布。這份報告由國家權威智庫、一線財經、時政和法治新聞從業者合作完成，課題組從2012年以來80多項政商關系案例一手資料和深度訪談中對構建新型政商關系進行了分析解讀，其中大連某領域一位知名企業家幾乎不給官員送禮、富士康萬達等知名企業和河南山東的合作、杭州某通信企業和政府的雙贏等，被認為企業和地方政府合作的正面典型。
對行賄企業家
不再從輕處理
盤點近四年中國經濟大事件，反腐無疑是重中之重，而隨著大量貪腐官員的落馬，牽涉其中的企業與企業家也受到巨大影響，“范圍之廣、程度之深、刑罰之嚴、數量之眾，實為罕見。”據統計，從2012年至今，超過100名省部級以上干部相繼落馬，其中包括周永康以及郭伯雄、徐才厚、蘇榮和令計劃。
官場的震蕩也波及到商場，一名落馬官員背后往往有數名至百名不等的商人被調查、抓捕。
中紀委在2014年7月對周永康立案審查，隨著調查的展開，多達300多名與之相關的人士列入被調查者名單，其中包括眾多商界人士，如郎酒集團董事長汪俊林、成都國騰集團原董事長何燕、成都高投集團董事長平興、四川金路集團董事長劉漢等。這樣的情況在反腐案件中不斷上演。2013年，江蘇省南京市委原副書記、原市長季建業被查處，受其牽連的不乏知名商人，包括江蘇上市公司金螳螂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蘇州首富朱興良，吳中集團董事長朱天曉，蘇州美田集團董事長高琪等。
以往，商人往往可以利用關系，躲避法律的制裁，被牽涉的商人僅是少數，且即便受牽涉，也多是負責執行層面的員工，往往不會牽連到更高級別的管理者或者官員，而如果一旦牽涉到地方利潤大戶企業，地方政府也可能出面保護。但這一輪反腐異乎尋常。從以上這一長串反腐風暴所波及的商人可以看出，這次被牽涉的企業家中有很多是上市公司、著名企業的一把手，牽涉的企業家職位高、范圍廣，即使利用關系，也沒有躲過法律的制裁。
隨著反腐的開展，諸多企業家命運也隨之逆轉，企業經營困頓、妻離子散、遠走他鄉，及至淪為階下囚，代價巨大。比如，2013年2月19日，成都會展旅游集團董事長鄧鴻與外界失聯，在近20個月后，鄧鴻2014年9月在成都現身。受此牽連，會展集團旗下的不少海外投資均止步不前。
還有一些卷入賄賂案件的企業家遠走海外。在香港四季酒店，住著一批企業高管，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因涉貪腐案外出躲避、杳無歸期、極度焦慮。這主要是因為對參與行賄的企業家的處理更加嚴厲。
過去反腐調查中，涉案企業家配合反腐部門調查，提供破案線索等，一般可以得到反腐部門從輕處理，多數行賄行為并未被科刑懲罰，但本輪反腐，卷入腐敗政商關系等企業家許多難以幸免。但現在，一些檢察人員在接受《報告》課題組采訪時表示，只要情節嚴重，商人就很難“脫身”。
賄賂換取資源的
時代已過去
在持續反腐的局勢下，目前政商關系將受到何種影響?上述研究認為，反腐將成為一種新常態，而政商關系將在政治、經濟大勢的變化中進入新局面。在反腐成為新常態之后，簡政放權成為改革的必然趨勢，企業和企業家們將面臨新的政商環境。
過去通過權錢交易，政府官員釋放部分資源給市場。在現實中，隨著管制給官員帶來越來越多的灰色收入，官員會得到負向激勵，更有動力去實行更多的管制，因此消除腐敗的根本辦法是減少管制。而減少管制，正是改革的大趨勢。2013年3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當選后的第一次全國兩會記者會上，宣布來其施政的核心工作之一—— 國務院行政審批事項要削減三分之一。三年來，累計取消下放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事項達618項，占原有底數的40%。這意味著，過去容易產出腐敗的權力直接被砍掉。
對于企業家而言，要做出的改變也顯而易見，過去在許多領域，只要拿到牌照，通過審批，進入行業就可以賺錢。因為準入的門檻非常難獲得，但是今后，許多行業的準入權會放開，進入者會更多，但在企業經營過程中的監管政策也會變多，規范經營比取得審批上的優勢更為重要。
中國政商關系將發生根本改變的還有一個原因是新型企業家群體的成長。潮商協會副秘書長介紹，目前潮商越來越規范有一個重要原因，現在都到了二代接班的時刻，潮商的二代很多都是從國外留學回來，他們的經營理念與父輩有明顯區別。目前，國內二代接班人開始掌管企業的典型是娃哈哈和新希望。據媒體報道稱，宗馥莉“由于長期受到西方成熟市場經濟運行和社會文化理念的影響，與重視人情的父親大不相同。她更尊崇嚴格的規章制度，與中國人習慣含蓄表達的方式不同，她更喜歡直來直往。”
與此同時，職業經理人的日漸普遍，也讓企業的政商關系變得更為規范。一般地，職業經理人逐利的動力沒有創業者那么強，所以對不健康的政商關系依賴程度沒有那么高。通過上述觀察不難看出，以賄賂換取資源的舊政商關系成本太高、大勢已去，企業需要更能規避風險、更有利于企業長遠發展的新型政商關系。
企業家
該如何選擇?
從目前趨勢來看，公開透明的政商關系將成為一種趨勢，也將是企業經營中非常關鍵的因素。與官員近，還是與事近?跟著官員走，還是自己走?資產分散好，還是集中好?在政商關系新變化中，企業家需要重新作出選擇。
過去三十余年，中國企業家群體中還有很多人與政界關系密切，相互支持，互動頻繁，但又保持了安全的距離，比如魯冠球、柳傳志、王健林、馬云、劉永好、王石等。總結這些擅長處理政商關系的企業家們的經驗，可以看到他們更強調與事近，而不會與某個特定的官員走得過近，雖然密切但仍保持適當距離。而在處理企業事務上，他們與歷屆政府均保持密切關系，他們了解官員對做出政績的渴望，也會選擇那些當地迫切需求的產業項目，并以此爭取政府支持和政策傾斜。
而企業與官員保持密切關系到什么程度呢?不同的企業家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創鴻集團總裁黃鴻明的前車之鑒值得思考。他和廣東省委原常委、廣州市委原書記萬慶良是華南理工大學第三屆EMBA學員。創鴻集團起步于廣東揭陽，正是萬慶良在揭陽主政期間。2010年，萬慶良擔任廣州市市長，創鴻總部于同年遷往廣州，并陸續在廣州、佛山高調摘下多個地王項目。隨著萬慶良的落馬，黃鴻明隨之被捕，創鴻集團傳出裁員、破產的消息。由此可以看出，這些企業緊緊跟隨官員的職務升遷變化而制定企業的發展方向和策略，利用這樣的特殊關系，企業得到了超常規的發展機會，但是一旦官員落馬，這些企業往往難逃法律追究。
一些企業靠近官員時，另外一些企業選擇了轉移到更加公平、透明、規范和有序的商業環境中經營。比如，許多成功的企業，也從其初創時所在的欠發達地區，陸續轉移到了北上廣深這樣的營商環境更為正規的大城市，或選擇了海外上市等途徑，適時把自己的企業引向更加健康的發展軌道。
企業資產的配置情況也決定了政商關系所導致的風險因素高低。
比如，國美電器控股有限公司前董事局主席黃光裕曾是中國的草根首富，即使在涉案被判刑后，卻依然擁有過百億資產。
《報告》分析認為，主要是因為黃光裕將其資產合理分置在上市公司、非上市企業以及多元化投資。
政商關系正面典型
“讓政府有求于企業”
在專注發展核心競爭力的建議中，富士康、萬達與地方政府的關系是其中的典型。
當富士康創始人郭臺銘來到河南考察時，時任河南省省長郭庚茂專程趕到機場迎接。當富士康在鄭州落戶的協議簽署之后僅一個月，富士康在鄭州的第一個項目投產。這個過程被當地媒體稱為“鄭州速度”。“富士康的事情已經不是簡單的招商，而是政治責任，從上到下，鄭州市各局辦各區縣全部都是一把手親自抓，到處亮綠燈。”鄭州某開發區官員強調。
《報告》中列舉了萬達的兩個項目武漢的楚河漢街項目、青島的東方影都項目，“我為什么一直要搞創新，就是要政府來主動找我。”王健林說，做到別人來請你的時候，就不用行賄了。民營企業與政府的議價能力很低。但是當政府有求于企業時，情況會發生改變。《報告》認為，無論是富士康還是萬達，地方政府主動追捧，主動給予大量的行政資源投入，這樣的政商關系，無疑是安全和穩固的。
雙贏的官商合作案例
2005年，浙江杭州市某經濟開發區開始開發，杭州某通信企業是該區納稅大戶，該企業收到了來自政府方面的“提示”：希望該企業能在這片新區拿地蓋樓，完成政府的招商指標。該公司董事長迅速理解了政府的意圖，并且主動與政府溝通，了解到政府方面希望該企業完成的“任務”是一百多畝地的開發。該董事長衡量之后，認為企業資金不能承擔一百多畝土地，再次與政府官員溝通、協商，表達了企業的實際困難。之后，政府將一百多畝地分割成了幾塊，分給了不同企業，該通訊企業負責其中一塊地的開發。拿地之后，該企業修建了辦公大樓，政府在其辦理修建辦公大樓的各種手續時大開綠燈。而開發區也很快完成了規劃與開發，是一份好看的政績。自2005年之后，該開發區地價一路上漲，企業獲利頗豐。這可謂一個雙贏的官商合作案例。 記者 李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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